名词解释
（1） 夏商周断代工程
是一个结合历史文献学、天文学、考古学及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先秦年代的测定，目标是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年表的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其取得的成果包括：
提出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公元前2070年至1600年；提出商代前期（商汤到盘庚迁殷）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公元前1600年至1300年；提出商代后期（盘庚迁殷到商纣），尤其是武丁以下各王，相对准确的年代；提出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
（2）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
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所谓的 “新”，是以石器磨制技术区别于打制技术的“旧”。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起于距今1万多年前，终结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
（3） 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其反映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考古类型学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主要研究考古学遗存外部形态的演变过程，又被称作形态学。瑞典Oscar Montelius 系统地诠释考古类型学，并将之称为“方法论”，标志着此门学科已经成熟。与此同时，英国的Flinders Petrie用类似的方法研究陶器形态序列，寻找出埃及的前王朝遗址。蒙德留斯是在同一种器物内分出型别，然后在同型内寻找演化序列；彼特里则笼统地在同一种器物内排列形态的序列。前者的方法较为细致。
（4） 区系理论
区系理论是由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又被称为“条块说”。他把中国境内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划为六大区，并概括为面向海洋和面向大陆两大片，为较准确地建立我国考古文化的谱系提供了可能。
六大区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各区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各区系间存在交汇连接带，彼此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只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种观点对于以中原、汉族、王朝的中心论传统提出挑战，各地掀起了建立考古区系类型的热潮，带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他所提出的六大考古区系分别为：（1）以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部；
（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部
（5） 甲骨卜辞
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的晚商甲骨文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中国文字。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或牛角胛骨上的商王室的占卜记录。早在隋、唐时代就曾出土，但未为人们所注意，直到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买药，发现契刻文字的碎骨，才开始收集、研究，后来政府作有计划的发掘，加固学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同时也记载了中国文字的雏形，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6） 殷墟
殷墟是中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被证实的第一个都城，位于中国河南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横跨洹河两岸。20世纪初，因盗掘甲骨而发现，1928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殷墟王陵遗址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了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殷墟遗址。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7） 三监
中国周朝周武王灭商后为监管殷遗民而采取的措施。周武王攻下商都朝歌后，纣王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但商的奴隶主阶级仍保存了很强的实力。为加强对殷民的控制，巩固西周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武王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商都，并将商的王畿分为卫 、墉 、邶 3 个封区 ，分别由武王弟管叔（东卫管叔鲜）、蔡叔（西墉蔡叔度）、霍叔（北邶霍叔处）去统治，以监视武庚；一说武王以邶封武庚，以墉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图安抚殷民、监视武庚，此二说均称作三监。武王灭商后不久即病逝，周公摄政，此时妄图复国的武庚挑唆三监作乱，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 。
（8） 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 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称为共和（《史记》）。共和行政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意义重大，开创了中国历史准确纪年，此后中国的历史脉络清晰，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记载。正是这件事能够上溯几千年而不迷惘。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只能是传说，时间脉络十分模糊，只能够通过文物考古追溯，准确性是不够的。所以说，共和行政是对中国的历史起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9）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儿子则分风道地方当诸侯。诸侯、卿大夫的情况与此类似。宗法制下有大小宗之别，这两者是相对的，如周天子是所有姬姓的大宗，诸侯对周天子而言则是小宗（诸侯在封国内对卿大夫而言又是大宗）。同一区别，明确了政治的等级关系。
（10） 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较为普及的土地制度，已发展很成熟。所谓“井田”，即因土地划分为许多方块，且形似“井”字形，故曰井田制。实则是周天子京畿之土地制度，有公田私田之分。它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
一。” 《周礼》中的所说的“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虽表明了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制，然而似乎只能是理想的土地制度，可行性不强，同时难以考证。九夫为井，四井为邑。” 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孟子·滕文公上》）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周礼·地官·小司徒 》）两个系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
（11）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在历史上，通常被视为春秋战国的分水岭。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尽管对此，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如一曰周敬王44年（《史记》；郭沫若）、一曰周敬王39年（吕祖谦；吕思勉）等）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同时也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2） 合纵连横
合纵连横简称纵横，“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其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
公孙衍曾于公元前318年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后来苏秦和赵的奉阳君李兑也曾于前287年联合五国攻秦，使秦被迫废除帝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真正达到了通过连横政策的推行而兼并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应当引起人们重视。
（13） 儒家之儒
“儒”作为术士之称（《说文》），取义于“濡化”。郑玄云：“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皇侃解释《雍也》“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说：“儒者，濡也。夫习学事文则濡润身中，故谓久习者为儒。” 《汉志‧诸子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司徒主管教化，《周礼‧ 大司徒》：“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保氏、师氏属地官司徒，分别以六艺、德行为教。
劳思光认为孔子的思想是“摄礼归义，摄义归仁”。宗法、名分只是“礼文”，是外在的规范。孔子从“礼”考虑到“义”，也就是正当性的问题，认为只要一切得当合宜这就是“礼” 。更进一步，他主张“义”的基础在于内在的“仁”。（“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4） “大九州岛”说
大九州地理观念由战国时期著名阴阳家邹衍提出，他认为《禹贡》中所说的九州只是整个宇宙世界的一部分，在中国（“赤县神州”）这个九州以外，还有另外八个和九州相同的州，这就是大九州地理说，它反映了我国战国时代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与推测。
这个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一个关于宇宙方面的传奇之书《山海经》，就是根据大九州说的方式来编排的。后来许多学说都有邹衍思想的痕迹；明代郑和下西洋和当时人们相信大九州说关系密切。现代西方关于世界的地理观念和地图知识传入中国，当时的士大夫们就是用大九州说来认知并接受的，有利于人们打破保守闭塞的成见。
（15） 郡县制
郡县制，指对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起源于周朝，最初是封建制的补充。秦始皇在商鞅推行县制的的基础上，在战争中兼并的地区，普遍推行郡县制。在郡县制底下，共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一郡)，每郡有守（相当于省长）、尉（相当于防区司令）和监（相当于监察专员）各一。郡下辖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汉代承袭这个制度。西汉建立之初，但也分封了一些诸侯国，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国的权力被极大削弱，郡县制成为主体。自此成为日后各朝地方政制的基础。唐代柳宗元写有政论文章《封建论》，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是百害而无一利，并阐发了郡县制的优越性。
（16） 书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
秦统一六国前，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的形体极其紊乱。这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下令对文字进行整理，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以此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有产生了了隶书，对小篆加以简化，将其匀圆变为平直方正，以便于书写。
这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但把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
（17） 兵马俑
1974年，陕西临潼县晏寨公社杨志发等在挖井时偶然挖出缺腿断臂的陶制人俑。同年进行大范围的勘探，发现兵马俑1号坑。总面积一万六千多平方米，从中出土六千多件兵马俑。此一发现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兵马俑共有四处坑一号坑是战车与步兵混合排列。二号坑由战车、骑兵、步兵及弩兵组成。三号坑有鼓车，礼仪性长兵器及祭祀遗址。四号坑没有陶俑，可能未完工。依照古代军队编制，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未建成的四号坑为中军，军幕设在三号坑。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万物》中把兵马俑作为中国艺术品模件化（Module）
及规模化生产的典型例证。兵马俑体现出秦人工艺标准化的特色，这与他们统一度量衡、货币及文字，都是同一思维的产品。
（18） 七国之乱
文帝时，齐国领有73县，而中央的直辖区不过15郡。王国可以经营盐铁、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独立倾向日益膨胀。
梁孝王延揽四方豪杰，器用逾制，府库金银多于京师；淮南王刘长擅杀大臣，自作法令；吴王刘濞招纳亡命之士，煮盐铸钱，开山取铜，训练精兵。
济北王刘兴与淮南王刘长先后叛乱，迫使文帝正视地方王国坐大的问题。他采纳贾谊《治安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计。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诸侯王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王国变成中央直辖的郡县。到武帝时，则颁“推恩令”，让王国分割为小侯国，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事。
（19） 党锢之争
党锢之争是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从此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20） 坞堡
“坞”的本义指小型土堤或城堡。2世纪初，东汉为防羌族，设616所“坞候”。战乱时，民众为求自保，也设置坞。有时小坞依附大坞，连县跨郡，成为割据势力。《水经注》中的“坞”，如洛水之北的“一合坞”，又如“云中坞”。坞堡多位于深山，便于防卫，需过封闭生活，储备武器、粮食，耕作土地，自给自足。
坞堡自定义法条，如西晋末据禹山的庾衮，提出“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坞堡远离人烟，自成独立世界。陈寅恪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可能就是以“坞”的世界作为原型。
（21）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发生于公元383年，是东晋时期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前秦先夺益州，再夺荆州江北重镇襄阳，然后苻坚从长安出发，东晋桓冲主动渡江北击，声援建康。谢玄、刘牢之在淮南以五千兵力大败前秦猛将梁成十万兵力。淝水之战前秦大败，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有绝对优势的前秦的大败，使国家也因此衰败灭亡。淝水之战後，北方又陷入分裂，群雄并起，合西晋末期各胡族所建国家，共约二十馀，重要者十六，故称“五胡十六国”，但其中有汉人所建者如前凉、西凉、北燕。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再无外族侵略。而华北的再
度统一，则要待北魏政权的出现之后了。
（22） 门阀政治
指东晋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状态。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缓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
门阀士族，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一个阶层专称。东汉世家地主是其前身,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累世经学，时代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门阀制度形成的标志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
此外，与门阀政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
（23）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24） 牛李党争
牛（僧孺）、李（德裕）党争起於宪宗元和年间。文宗时，二党互有升降；武宗时李党当权；宣宗转为牛党执政。因而牛李党争实为朝廷禄位之争。
李党出自北朝以降的山东士族，崇尚经学；牛党属武后以後由科举进士晋身的新兴阶级，崇尚文学。牛、李党各自有宦官支持，二党升降反映内廷宦官结党斗争的结果。
宣宗之後，宦官团结对外，朝臣转而与藩镇合作，尽诛宦官，中央武力溃散，唐朝也走向灭亡。
（25） 交子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北宋前期（1023）的成都。交子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专营发行和兑换的交子铺及分铺出现。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又改进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了成为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首设益州交子务。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瑞典在1661年发行纸币，较北宋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与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相比，更是要早六七百年。
（26） 斡脱
斡脱，蒙古语ortoq（意为合伙）的音译，是蒙古和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斡脱到忽必烈时，个别团体已经集团化，与现代 “企业”组织相似。忽必烈政权的经济官员大多具有“斡脱”背景。罗马帝国到拜占廷帝国，采行金本位制；波斯文明则是银本位。蒙古沿用後者，银成为跨越东西方公认的 “国际货币”。
汉文史料以“斡脱”为经营高利贷的官商。自大汗至公主后妃，各出本银，委托中亚商人经营高利贷，称“置斡脱”。发放的贷款称“斡脱钱”，年息达百分之百，次年息转为本，本再生息，称为“羊羔息”。
（27） 盐引
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从盐引与银的连动性来看，盐引是银的辅助货币，也是方便携带的代用纸币。
“盐引制”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由于边关缺粮，执行“开中法--盐引代币”∶盐商们需要送运粮食到边关，再从各个封疆大吏的手中换取他们手中的盐引。事实上，不同朝代盐引的“引法”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财富的集中或者分散。盐引本是封建政权的财源，但而当政者“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在元朝的中央政府的税收中，“盐引”（盐交换券）约占税收的百分之八十，若再加上“探合税”（Tamqa，原意为印）占百分之十到十五，两者合计高达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28） 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明英宗因宦官王振谗言，不顾朝臣反对，仓促出兵。途中因军粮不继，军心不稳，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军队追上，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
同年十月，也先军攻至北京城下，欲用明英宗为人质，勒索明廷；此时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议和，将首都南迁。另一派主张保卫京城。在京师保卫战中，京师民众起而支援明军，打击也先的部队。也先受到夹击，勒索不成，挟英宗北还。不久也先与明廷讲和，并宣称归还英宗。
土木之变后，瓦剌势力大振，明朝北边长期处于挨打局面。
（29） 卫所制
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於隋唐时代的府兵制。卫所制下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军士由世袭军户担任，国家授与田亩，免除摇役赋税，属军屯类型。
15世纪开始，卫所制度衰败，地方将领收贿，军官强占军屯土地，强令军士耕种。贵戚官僚也驱使军士为其建造宫室、寺庙，大量军士逃亡，作战时只好临时雇人充数。
（30） 八旗制度
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黄、白、红、蓝）
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
满洲人运用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征为兵。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
在八旗制度中，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大箭”，汉译为佐领）、五牛录编为一甲喇（满语“队”，汉译为参领）、五甲喇编为一固山，各以黄、白、红、蓝旗为标志。有固山额真为旗主。镶黄、正黄旗、正白称“上三旗” 。绿营兵是入关以后改编或新招的汉军。
（31） 议政王摄政会议
是清代前期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制度，又称“国议”。其制源于努尔哈赤晚期设立的五大臣议政王佐理国事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出现，显然是受奴隶制末期军事民主合议制的影响，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顺治、康熙年间，政务已由内阁处理。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 年）设立南书房，使皇权的行使更直接。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又设立军机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取消了议政王大臣职名，自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