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及效应评价

政府调节经济生活,通常是财政货币政策并用,不存在只运用财政政策,不运用货币政策的状况,也不存在只运用货币政策,不运用财政政策的状况。因此讨论它们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讨论它们怎么配合着发挥作用。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难以用“一松一紧”去解释财政货币政策配合通常有三种选择,即“双紧”、“双松”、“一松一紧”。“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一般是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状况下发生的。“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一般是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济不景气,物价下跌的状况下发生的。“一松一紧”的配合模式有两种情况:一是财政政策从紧,货币政策偏松。这种模式的选择,通常是在社会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经济结构调整已取得成效,同时又不存在通货膨胀危险的状况下发生的;二是货币政策从紧,财政政策偏松。这种模式的选择,通常是在社会经济的运行出现“滞胀”的状况下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曾多次选择过“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如1953～1956年、1958～1960年、1979～1980年以及1984年等,其结果是投资过度,信贷扩张,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增长,通货膨胀发生;也曾选择过“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如1950年、1961～1963年、1985～1986年以及1988年等,其结果是抑制了通货膨胀,但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综合观察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能够得出这样的理论模式:当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时,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选择“双紧”财政货币政策;当总需求的下降速度超过总供给的下降速度时,经济不景气,通货紧缩,选择“双松”财政货币政策;当总供给的下降速度超过总需求的下降速度时,经济滞胀,选择“松财政、紧货币”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时,经济增长,通货紧缩,选择“松货币、紧财政”的财政货币政策。
近年来,中国政府选择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按上述理论模式难以解释。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亏损严重,当务之急要扭亏;民营经济在一些地区事实上支撑着经济的发展,但政策支持不明确或者不到位;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大大改善,但未充分发挥作用,回报率低;经济结构有了调整,但仍然赶不上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从总体上说人们的经济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收入差距很大,农村还不富裕,农民的收入水平不高。这种状况表明中国近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通货紧缩,可谓“增长型通货紧缩”,这在经济发展史上并不多见。这种状况怎样做出经济学的解释,需要研究。我们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导向不充分,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政府的投资,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配合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在抑制通货紧缩的同时,也注重防范通货膨胀。总的说来,近年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宽松的。现阶段的情况是: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虽然全面回升,但内需拉动的力度仍然不足;政府投资大量增加,但民间投资还有待进一步启动;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但供大于求、产品积压的局面尚未改变。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从财力上保障政府行为的履行和实施,以改变和改善这种局面。
二、是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还是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必须考虑三个因素是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还是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必须考虑三个因素:示范带动作用、防范风险能力、承受力能力。从理论上讲,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更能起示范带动作用,但财政投资弱化了信用关系,不利于防范风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容易带来的风险表现为: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有可能产生不良的投资效益。财政能够把筹集的资金交给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和决策把钱用出去,但谁能担保能把投资收回来呢?如果投资收不回来就会造成损失,这样的损失能不能弥补,主要取决于财政的承受力。考察财政的承受力问题,主要在于“度”的掌握。近年有一个留美学者给朱总理写信说“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太低,大有余地。1997年底我国国债余额为5400亿元,占GDP比重6.8%。而西方发达国家占50%以上。”这个意见被我国有关部门的领导采纳了,因而连续三年大量发行国债。我们认为这样简单地类比是不成的,简单地类比不一定合理,不是科学。仅就国债的发行与运作来说,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1)国债归根结底要纳税人去偿还。为此,纳税人有多大的偿还能力,必须考察税收在GDP中的比重,而不是国债在GDP中的比重。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税收在GDP中的比重平均为18%左右,而中国,税收在GDP中的比重,以1998年来说,为10%左右。这表明纳税人的偿还能力与美国相比有很大差距。(2)美国的国债相当一部分是国外的机构和个人购买,如中国用外汇就买了相当一部分美国国债。在这种情况下,国债的承受力不仅是国内的法人和居民,而且有外国的法人和居民,而中国的国债在境外发行不多,大多由国内的法人和居民承受。(3)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发行国债能够通过增加供给美元去偿还,中国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没有条件通过印钞票去偿还。(4)在资本市场发达的条件下,国债作为一种金融商品,能够买卖流通,中国现阶段国债不易流通。能否流通,国债的还本付息负担大不一样。能流通,国债的还本付息负担可以在市场上转移、消化。
这四点不同表明:要科学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数字对比,要考察同一事物不同的运行机制。除了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外,考察财政的承受力还有两个指标,即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这两个指标是很现实的。它们表明国债的还本付息能力及与当年财政收支的关系,所以决不能掉以轻心。弄得不好,便借新债,还旧债,由后人承担。我国自1998年来共发行了3600亿长期国债,到2000年底国债余额大约1万亿,约占GDP的12%。这自然增加了国债的依存度,扩大了国债的偿债率。所以必须看到,尽管中国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较低,但当年发行的国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却高达27%,这一比例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现行国债都是由中央财政发行的,如果发行的国债都由中央财政收入来偿还,则不堪负重。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由谁来偿还,偿还能力有多强,还在于国债由国家银行买,银行出的钱拿给财政用,扩大了综合财政赤字。我们这样来讨论问题,是要表明:要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还是强化货币政策的作用,决定于政府的选择。在选择中,要权衡上述三个方面。如果从增强防范风险来看,应选择强化货
币政策的作用;如果从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看,应选择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至于承受力问题,在“一个老板,两个钱袋”的情况下,似乎很难找出差别。但从理论上分析,选择货币政策能够赢得较长的时间和较广的空间,通过债权债务转换,增大承受力,而选择财政政策则要受较多的局限。